对我父亲——这个从荣昌农村走出来的地道农家子弟，不肯屈从穷苦命运的摆布，靠自强不息闯出一片天地，巴金为之感动；父亲衣着俭朴、行事低调的作风也受到巴金赞赏。他在与我父亲的相处和交谈中，也了解到很多银行界的故事，巴金曾在一篇文章中胸有成竹地写道：“银行、咖啡店、电影院、书店……我都熟悉。”（巴金《关于〈寒夜〉》）当然，也许他还有其他银行界朋友，但我父亲以及川康银行沙坪坝办事处，却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后来，在巴金的著名长篇小说《寒夜》中，出现了一个“大川银行”，“川康”、“大川”，仅就名称而言，两者似乎有那么一点点关联呢！显然，这里面寄托了巴金与川康银行这段因缘际会的怀念之情。小说的女主人公曾树生是大川银行的秘书，在她身上或许也掺合了父亲给巴金讲述的川康银行的人和事。巴金说：“在我的小说里，到处都找得到我的朋友、亲戚……我的人物大都是从熟人身上借来的。”（巴金《关于〈火〉》）
巴金著名的中篇小说《还魂草》，全部内容都取材于沙坪坝。书中真实地描写了抗战时期沙坪坝的街景、人物、小镇风貌、学生茶馆、红庙小学，更着意记述了曾给他带来庇护的重大校门外川康银行沙坪坝办事处的防空洞，以及办事处后山坡上紧靠重大校园的警报台。小说中两位小主人公的原型，就是吴朗西的大女儿吴西柳和她情同姐妹的同班同学陈修范。空袭警报来时，吴、陈两家和巴金、田一文，都到我父亲单位的防空洞躲避。在一次空袭中，陈修范母女未来得及躲进防空洞，在敌机对沙坪坝的狂轰滥炸中不幸罹难。巴金在文中强烈地控诉了侵略者滥杀妇女儿童的滔天罪行，他悲愤地告诉泪眼婆娑、失去好友的小小年纪的吴西柳说：“是日本军人害了她们的。”后来，巴金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还魂草》是控诉敌机滥炸平民的罪行的小说。……我自己颇喜欢《还魂草》。……我写《窗下》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写《还魂草》也是这样。……，小说里写的是我在重庆沙坪坝的一段生活，从雾季写到敌机开始轰炸，写到一个小姑娘和她母亲的死亡。小说中写的都是我真实的见闻，……我对几年来敌机的狂轰滥炸发出了强烈的控诉。……我已经记不起我花了多少时间写成这个中篇，我只能说我写得顺利。我写自己的感情，写我的周围，写我熟悉的人和事，写我追求了一生的友谊，……我又一次和我的人物一起哭笑。……在轰炸中度过的那无数的日子，在我的作品里给保留下来了。我珍惜它们，我还因为自己写过这些作品而自豪。”（巴金《关于〈还魂草〉》）
巴金惜时如金，就是来办事处躲警报，他也是把书稿带在身边，只要电灯没灭，他总是在不停地写作。巴金曾把《火》第二部的手稿给我父亲和七叔看过几页，还诚恳地请他们提意见。父亲和七叔对文学都是门外汉，拜读之后只能笑笑说：“写得好！写得好！”巴金离开重庆去昆明之前，父亲曾请巴金、吴朗西、柳静、田一文在餐馆吃饭，据作陪的七叔说，吃的是火锅，是父亲给即将远行的巴金饯行。此前，父亲还曾和巴金、吴朗西等在一起吃过猪蹄炖萝卜。在物资匮乏的抗战时期，那的确是一款相当不错的美味佳肴了。
后来，巴金再次到重庆，有时仍住在互生书店楼上，若遇敌机空袭，巴金依然来我父亲这里躲警报。因为两地相距不远，每当巴金写作之余往磁器口方向或去重大校园内散步时，间或也来办事处坐坐，与我父亲聊上几句。
1957年暑期，我在父亲仅有的一个不大的玻璃书柜里，无意中翻到两本不厚的、纸已泛黄的小说。一本是巴金的，书名忘了，只记得扉页上有用钢笔写的题字：
介铭兄
雅正
李芾甘 民国三十年四月
另一本是郭沫若的，有没有题字记不得了。我读了其中的一篇，写的是他少年时代暗恋漂亮嫂子的故事。这本集子的书名叫《塔》，至今未忘。
父亲爱好书法、摄影和集邮，对文学没有兴趣。我想，他不会刻意去买几本纯文学书籍来装点门面。巴金那本书是赠给我父亲的，有题款为证，父亲名“乾奎”，字“介铭”。父亲与郭沫若抗战时期也有交往，至于他们是如何相识的，因当事人均已作古，无从考证了。父亲而立之年时，郭沫若曾题赠贺诗一首，父亲将它装裱成一副立轴，五十年代还挂在客厅里。遗憾的是贺诗内容忘了。对友人的赠品父亲视若拱璧，妥善珍藏。但令人痛心的是，所有这些珍贵的名人墨宝、赠书，还有张大千、董其昌的画作，皆在后来的岁月中失去。不过，父亲抗战时期与这些文化名人的交往和友情，却长留在我的心中。